改革红利助力转型

　　上海在建设“四个中心”过程中，一直困惑的一大问题是：现在上海的总部经济，即跨国公司总部加上投资公司和研发中心，落在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大概400多个，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，资金运作不在其中。同时上海的产业发展也碰到类似的问题。

　　“这是我们多年困惑的事，最有实际价值的都没在上面，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基础设施，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”杨雄抛出了上海的疑问，上海能否通过自贸区改革使上海的总部经济运营起来。

　　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许善达看来，“改革是最大的红利”可以在上海得到最大体现，因为上海的产业结构、经济实力、干部素质、企业家能力、就业人员资源等在全球都有一定优势，有基础通过改革创造出更多的红利。尤其上海在自贸区建设中，将涉及很多方面改革，包括财税、金融、外汇、贸易等，从而进一步推动上海把握“改革红利”。

　　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则提出：“如果要获得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红利，必须实行新的开放，由货物贸易开放为主转向以服务贸易开放为主。”他进一步分析，传统的开放模式包括货物贸易及加工贸易、劳动密集与资源禀赋型制成品出口，可在目前出口需求下降、资源争夺激化的大背景下，想继续获取全球化新红利，必须实行新开放，包括由单向引进开放转向双向互动开放；由降低关税壁垒为重点转向降低无标价壁垒为重点。

　　“今后10年要做的事有两件，一是发展转型，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，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，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转型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，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，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，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；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。

　　吴敬琏强调，上海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具备良好的条件，但在具体发展时需要牢记一条宗旨，就是企业才是原始创新的主体，要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，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或机构指定创新主体。发展怎样的新兴产业，不应由政府决定，而是由企业自主决定，政府所要做的是顺势而为，因势利导。

　　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则指出，要在制度设计上加大开放力度，进一步在服务领域扩大改革开放。上海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，这与管理模式的欠缺不无关系，“不能用制造业的管理制度来推动服务业。服务业千差万别，具有多元化、个性化的特征，因此要给予企业自由活动空间。同时，可以加大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，从更大范围获得支持和资源”。